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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-02-05 08:31

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来势汹汹,导致各大医疗机构发热门诊严阵以待。

谁是感染者?病毒潜伏在什么地方?面对无影无形的对手,一个疏忽可能就会带来无法预计的后果。

没给害怕的时间和机会,发热门诊的医务工作者瞬间就站到抗击疫情的第一线。虽然不在武汉,这里同样是战场。

日前,我们走进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感染楼,了解这些近距离接触病毒的医务工作者的工作状态。

“简单聊几句吧,我得赶紧去把其他人换下来了”

1月26日,农历正月初二。

中午12时许,50岁的感染科护士崔利和从工作区出来,费力地脱下笨拙的“猴服”(防护服),摘掉一身的防护装备。厚重的N95医用口罩,在鼻子和面部留下了深深的印记,“这说明戴得合格。”她说。

早上8点穿戴好防护装备进入工作区,这是她第一次去卫生间。“吃早饭的时候喝了一碗粥。”崔利和说。

不到10分钟,她完成了上厕所、吃饭,还回到办公室取了些东西。

“再晚点你们就找不着我了。”崔利和说,“简单聊几句吧,我赶紧去把其他人换下来。”

午饭是一份荤素搭配的盒饭、一碗汤。一间小小的办公室,就是临时的餐厅,但两个多小时里,这个“餐厅”最多只同时出现过两个人。

“咱们食堂做的鸡米花挺好吃。”一上午看了将近30名患者,呼吸内科医生胡 洁拿起盒饭感慨了一句。和崔利一样,她也是从早上进入工作区就没出来。

“身上冒汗,手脚冰凉。”为了保证通风,诊室里开着窗子,而密不透气的“猴服”又闷得医护人员们满身大汗。拿起汤暖了暖手,她又放到桌上,打开盒饭快速吃了起来。

医护人员们吃起饭来都很快,几乎不品味、不管凉热,夹起来直接放到嘴里。

“哟,你终于也来了。”刚刚进门的感染科护士辛枫朝胡 洁说,两个人一起经历了抗击SARS、甲流几次大战,相当熟悉,但因为佩戴着厚重的防护装备,刚刚在发热门诊一起工作了几个小时却谁也没认出谁来。

“我今天开始支援发热(门诊)。”

“我去武汉(支援)。”

“定了吗?”

“刚通知。明天待命。”

“家里有事吗?”

“都安排好了。”

虽然辛枫即将上“前线”,两个人几乎没有任何情感波动,简单几句交谈,不约而同地扒完剩下的几口饭,各自走出办公室。“看看还有谁能回来吃点东西。”

“马不停蹄”是发热门诊的医护人员给我们留下的最直观的印象。护士长王珏雅更是如此。采访时前一句还在办公室里,下一句可能就已经在半污染区。

“这几天患者数量少了一些,前面的(工作区)医护人员中午能替换着出来吃点东西,前几天基本就是12小时不吃不喝。”王珏雅说,回来的每个人都想在最短的时间办完所有的事,赶紧回去替换其他同事。

由于每回到清洁区一次,身上的“猴服”就得换掉,再进工作区需要换新的,为了节约“猴服”,在发热门诊工作的医生、护士都养成了不喝水、不上厕所的习惯。

即便是压力减轻,但我们注意到,“餐厅”里的一箱饭菜从中午送到,到下午仍然没有发完,仍然有很多医护人员选择了一直坚守。箱子里大部分的汤都剩下了,因为很多人不想因此增加上厕所的次数。

“我想请两个小时假”

提出这个“要求”的是感染科卫生员曹兰玉,她和另一名卫生员吕月琴承担着发热门诊和感染科病房的卫生工作。疫情出现后,两名卫生员先后找到王珏雅,表示只要需要,她们可以放弃假期,随时来上班。

除夕当天,王珏雅安排一名师傅休息,由护士们帮忙。但第二天一早,这名师傅就回到了单位。“她说估计这些活一个人肯定干不过来,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。”

然而突然有一天,曹兰玉找到王珏雅,提出请假。“曹师傅特别不好意思,说正月初六儿子订婚,她早上坐5点的公交车到医院,收拾到9点回去,两个小时就回来。”王珏雅说。

由于工作性质特殊,小小的感染楼里汇集了医、护、检验、放射、药学、财务等多个部门,感染科主任王宝增形容,这里是一个“混成旅”,各种感动每天都在上演。

接到增援发热门诊的通知时,崔利和刚刚下夜班,没有休息,转身就走进发热门诊,从早上8点坚守到晚上8点。“在感染科干了这么多年,家里人也都习惯了,让我好好上班,他们做我的坚强后盾。”为了让她能多休息会儿,不管上下班几点,家人都会准时接送,崔利和说,“过不过节无所谓,唯一担心的就是家里80多岁的父母。我没有条件单独住,怕传染他们……”

“SARS的时候我就是第一批支援发热门诊的,那时候一个班10个小时。”作为呼吸内科的医生,胡 洁经历了多次“大战”,“过年前我们就取消了假期的安排,随时待命。假期门诊停诊,发热门诊压力大,我们增援是责无旁贷,没人讲条件。”

“疫情不断变化,我的值班表是排了又改、改了又排,常常是刚刚通知下去,马上又要调整。”王珏雅说,这样肯定会打乱很多人的安排,但是从疫情开始到现在,没有一人说过自己不能来值班,“为了避免更大的感染几率,老护士们不让接班的人来,就是她们几个人白班夜班连着上”。

叶岩是财务处一名收费员,见到他时,他正在收费室工作,旁边的桌子上放着吃了一半的盒饭。“刚才患者有点多,忘了吃了。”叶岩说,在这间小小的收费室里,每个班次需要连续工作8小时,替班的同事来了以后,他才能上厕所,解决“个人问题”。

“从疫情开始,我就借了朋友的房子,自己在外面住,孩子小,怕传染他。”叶岩说,除了孩子,没有其他顾虑,“这个时候坚决不能退缩”。

叶岩的隔壁是发热门诊药房,药师郝亚楠和同事们每个班要坚守24小时,他的护目镜里已经全是水汽。“忙起来就顾不上想别的,选择了这个职业,这是必须面对的。”

检验、放射科的工作人员正在忙碌,隔着厚厚的防护装备,他们的眼神透出坚毅。

“我看到过,有的人来的时候眼圈是红的,肯定是做了很多心理斗争。但是只要进了感染楼的门,我没有听到过任何一句‘我不行’。”王珏雅说。

“我是中坚力量”

这句话似乎成了感染楼里的口头禅。

“我们感染科‘上有老、下有小’,老护士50多岁了,不能让人家去一线;年轻的护士不到30岁,孩子小、负担重,我四十八九岁,在感染科干了17年,正是‘中坚力量’。”辛枫说,所以她第一时间报名支援武汉,“我女儿也长大独立了,从小就在感染科进进出出,在这长大的,没什么不理解的。”作为第一批援鄂医疗队成员,辛枫现在已经在武汉开展工作。

我们探访的时候,正是北京天坛医院赴武汉医疗队报名的时候,王珏雅的电话几乎没有停过。“我是中坚力量,最应该去的是我。”38岁的王珏雅说,“高年资的护士老师应该留在医院,应对疫情;年轻的护士经验还不够丰富,不适合到那么危险的地方去,最应该去的是我。”

这名刚刚从心血管内科到感染科工作不到半年的护士长,从照顾慢性病患者到直接面对猖狂的病毒,“疫情根本没有给我害怕的时间和机会”。每天忙里忙外,指导医护人员穿脱防护装备、管理发放物资、整理环境卫生,王珏雅俨然成了感染楼里的“大管家”,成为真正的中坚力量。

在采访中,每个人都会提到感染科主任王宝增。“疫情开始以来,取疑似患者的咽拭子、抽血这样暴露风险最大的操作,永远都是他和护士长。”

“我一直做传染病防控工作,经历过SARS以来的历次疫情,算是经验丰富。其他的同事年龄都比我小,可能没那么多经验。”王宝增说,“虽然我已经50多岁了,看着挺瘦,但是身体保持得不错。我是共产党员,更是这个科里的中坚力量。”

事实上,更多中坚力量正在源源不断地涌入感染楼。“发热门诊工作量猛增,从1月23日起,我们每天从心内科、消化科、综合内科、血液科、内分泌科支援发热门诊5名医生,全部是共产党员。”北京天坛医院内科党总支部书记、内科副主任梁丕霞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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